——点点滴滴的回忆
■特约撰稿 唐士元（水建馥遗孀，妇产科资深专家。）
在我和建馥相识67年、订婚60年、结婚58年，在他经受了近一年病痛的折磨后，他含着眼泪，平静而留恋地离开了我们。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有甜蜜，有辛酸，有幽默，有惦念，有埋怨，有感激， 也有争吵，可说是五味俱全。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之间没有猜疑、隐瞒和欺骗。
我们第一次见面非常有趣。1941年秋，我从蜀光初中进入高一，建馥从南开转入蜀光高二，和我哥哥唐士培同班。
在蜀光时，我们外省去的同学组织了‘北斗歌咏队’，他是男高音。1942年他的好友黄建权——我们歌咏队的指挥高中毕业，考入武汉大学电机系。鬼使神差， 他莫名奇妙地以同等学历被录取。 他完全不是学理工科的料，数、理、化都不好，而且海阔天空，随心所欲，缺乏逻辑思维，理所当然的很快就退学回到蜀光继续上高三。当时的情况是学理工科毕业后比较容易找工作，所以1943年他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仍然选择了自己的弱项——理工科，结果都 ‘名落孙山’。 1944年他决心‘改邪归正’， 报考了几个文科专业， 都被录取， 他选择了燕京大学外文系。 1948年我们在上海订婚后， 我从中央大学医学院转学入湘雅医学院， 他随我去长沙， 在中学教英语。返京后为了选修更多著名教授的课，他转学至清华大学外文系， 1950年毕业。 我曾经和他开玩笑：“幸亏你没被理工科录取，也没学医，否则不仅不会有今天可流传后世的译著，还会增加一个半吊子工程师或庸医危害社会”。
在他认定了他的爱好和今后的 努力方向是外国文学（不是外国语）后，就不顾一切坚持不懈地把毕生的精力都倾入这项工作 。毕业时他没有服从分配去军委；分配到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后不久，又感到所学非所用而要求调动工作。1952年他自己申请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了外国文学的编辑和翻译。他情愿花费很多的精力翻译古典名著，而不愿意较轻松地翻译畅销的故事书。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萨迪诞生周年， 他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任务， 只用三个月时间，翻译了伊朗著名文学家萨迪的《蔷薇园》英文版，并因这本书的中文版面世，于1985年受邀前往伊朗出席纪念萨迪大会。在文学出版社，他在给罗念生翻译的希腊悲剧和喜剧作责任编辑的同时，开始自学古希腊文。从他读过的原文荷马史诗等书上，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英文注释， 可知他花费了多少时间，倾注了多少心血。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七十年代中，他被调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罗念生老师合作编撰《古希腊语汉语词典》，该词典1984年定稿，几经周折， 2005年终于出版，是中国学者在希腊文研究领域的一个独特贡献。
此后，他从古希腊文翻译了《古希腊抒情诗选》和《古希腊散文选》。后者曾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他的译文流畅、 忠实、 典雅， 出版后颇得好评。一篇网上评论柏拉图中译本的文章中有一段“……在目前常见的几种现代汉语译本中，似乎还没有能和乔维特英文译本一较精彩的。或是平白的如白开水，或是生涩的如早期汉译佛经。当然译者都非泛泛之辈，最终让我怀疑上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力。水氏的柏拉图对话译文却让人惊喜。柏拉图说现代汉语竟然可以明白晓畅如斯！好似邻家风趣的大伯，幽默调侃，时而反语讥讽，时而‘胡搅蛮缠’，栩栩如生，如在眼前。一时间，叫人无法释卷，不思旁骛。” 他翻译的《蔷薇园》网上也有评论，“《蔷薇园》在中国一共有三种译本，但水建馥先生翻译的这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而且在本人比较之下，这个译本言简意明，读来朗朗上口，集思想、韵律于一身，虽是译本，但也是难得一见的旷古奇文。”他的译文得到认可，可慰他在天之灵，但我了解这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埋头在烟雾中工作，无论是编字典还是翻译，他都要求精益求精。记得唐山地震时，虽已半夜，他还在他的小屋编字典，冰箱、电灯的晃动使他警觉，他立即跑去叫我和水山，我睡眼朦胧地说“知道了”却纹丝不动，他着急地说：“知道了管什么用，快跑出去啊！”我这才真正清醒。事后他常拿这件事取笑我。他想做的工作还很多，他翻译了部分《伊利亚特》，还准备写希腊文学史……，但时不假年，成为遗憾。
希腊精神与日月同光
——悼念水建馥
■特约撰稿 刘自立
水叔叔走了。
他躺在病榻上谢我探望，须臾说（他在纪事纸上写着）——你，走吧！
我知道他有很多原因，不想我滞留太久。他的病体百折，无法用嗓，喑哑却声。但是，他的眼睛还是他的眼睛；他的端直的面庞，还是他的端直的面庞；他甚至还呈出一丝笑容，说，他看了我的文章（他坚持读网）。
中国和希腊是两个文明来源，是世界文化轴心的两极（雅斯贝斯说，是五极），都是世界文化不可褥夺的精神财宝。至于中国，希腊之间究有何关？希腊研究大师罗念生说过，西方人对中国人之称谓：seres就是从中国字“丝”字转变过来，由su 变成sur；再变成希腊文和拉丁文seres（丝国的人）。又，据说张掖君内的骊轩人就是来自亚历山大的希腊人（见《汉书.地理志》。至于敦煌犍陀罗雕刻艺术就更具希腊特征。可见，希腊文化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所幸，中国近现代文化人中，绍述希腊文化且直接诉诸其文字者，有周作人，有罗念生，最后有水建馥，故而，领希腊古文及其精神者——水建馥占其一，是周、罗以后中国希腊文研究第一人。
我们看到，水先生译的苏格拉底辩护辞，体现了真正之希腊民主和希腊辩论，其所谓“爱智慧”之精神特质，智慧于译文上下，贯彻于汉迻之间。这个精神特质，既是一种辩论方法，也是一种世界观念。我们的大一统并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也有过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之时代吗？
据我所知，在“红海洋”遍及于国的那些日子，只有在水叔叔家里和少数我所知之家庭，才还是可以见到希腊之书籍，听到贝多芬之乐声的——那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独立于那个污秽世界的精神园地。水叔叔那里，就是这样一个园地。这个园地和萨福，和萨迪，和莎翁，和“言必称”之世界，联系在一起。说，这个园地是我们避开文化庸俗论的圣洁之所，绝不为过。
我知道，在陈寅恪念及王国维时，他功祭王氏，乃至中华文化，与三光而永光——其实，大师是痛心中国文化传统的失道与废统，担心“痞子运动”为劣过甚而导致文化灭绝。这个担心是准确的，并不是杞人忧天。我知道，几十年来，水建馥对于希腊文化的绍述，就不单是要继承中国文化，文字传统——他的译文中的汉字世界；也要秉承希腊文字的蕴涵，就是他所译的古希腊文原本。于是，这两个精神，两个文化之精髓，可以说奇具其身；于是，其并希腊之光，中国之光，而永光；我知道，水叔叔并东、西文化之大光，而永光！
我更加知道，这样一位叔叔，是不会弃古俗今，数典忘祖的——这正是他往生于越古典越现代之精神的所在，之恒在。他的东、西兼备，正是映照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一个人格答案和文化答案。
如果说一个人，一个国度，一个世界，有古代和现代之两种精神，那么，这两种精神其实是一个精神的意识流和时间之长河，他们不会断开，不会枯竭，只会变化和转向——转向是要把握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学者和前辈来继承之保留之，这条古代之河的转向就会蔓延无际乃至迷失于途。当我们看见水建馥，看见所有那些传统的捍卫者们，文字的迻译者们，我们自会觉得幸运之神没有抛弃我们；反之，如果我们践踏了所有这些不可侵犯的文化原则和文化宝贝，我们就会成为荒原上厮杀和自残的不幸儿，甚至败类。
水建馥：
江苏阜宁人。民进成员。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历任三联书店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编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译著《伊利亚特故事》，散文诗集《蔷薇园》、《古希腊抒情诗选》，传记文学《珀利克里传》，长篇小说《猪狗》(合作)、《云层照辉塔拉》(合作)，《普列舍伦诗选》、《反抗诗选》，剧本《为了人民的幸福》(合作)、《接头人》(合作)；编有《古希腊语汉语词典》（与罗念生合编），并由译作多种。
2008年6月27因患喉癌去世。